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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和陶诗考论

出版刊物 2024-11-29 898 0

苏轼和陶诗考论

内容简介

复旦宋代 文学 研究书系序

王水照

20 11 年上半年,我和几位弟子商量,能否仿照我所编“ 日本 宋学六人集”,组织一批青年学者的书稿,编辑一套复旦版宋代文学研究“六人集”。这个想法源自以下三点考虑:

第一,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 学科是国务院在1981年批准的首批具有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学科点之一,2011年恰好是三十周年。古语云“三十而立”,在这三十年中,复旦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得到迅猛发展,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博士生,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博士论文,成为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的一支力量。我自1992年带博士生始,也培养了相当数量宋代文学方向的博士,从他们之中选择几部著作编成丛书出版,算是对复旦古代文学博士点三十周年的一种纪念。

第二,新世纪以来,由于博士生的扩招,论文的数量迅速膨胀,但同时质量也有所下降。 学术 著作的出版较之以前容易许多,大量的各类论著充斥书市,有埋没精品之虞。过紧或者过滥,都不是 健康 的学术出版生态,都不能很好地为学术发展服务。精选几部著作,形成一个“品牌”,或许能够在驳杂的学术图书 市场 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。

第三,当前的宋代文学研究十分活跃,是断代文学研究中成果比较丰硕的领域,及时从中遴选一些青年学者的优秀论著,以丛书形式推荐给学界,能够促进学术交流与学术繁荣。对他们 个人 而言,也是很好的展示平台,扩大他们的学术影响。

我的建议很快得到多位学友的积极响应,他们都纷纷将自己精心撰作的论著加入我的这个计划,同时也很快得到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的鼎力支持。这件事就迅速提上了日程。

古代文学博士论文的选题,简单来说有三种常见模式,即个案研究、时段研究和专题研究。个案研究围绕一个作家展开,就其生平、交游、作品内容、 艺术 风格进行探究;时段研究截取某个时代,就特定时段的文学现象、文学思潮、文人群体进行描述分析;专题研究则常常是拈出一个重要概念,或做交叉研究,或做源流辨析,或做 历史 还原等等。这三种选题模式,各有千秋,也并不对立,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,只要不走向程式化,都还大有可为。

我这里着重想说的是交叉课题研究。近年宋代文学研究出现了文学与科举、文学与地域、文学与党争、文学与传播、文学与家族五个重要的新兴交叉类课题,我将它们戏称为“五朵金花”。这五类课题,均将文学与其他学科紧密联系在一起,是一种“ 文化 —文学”的展开思路。我一直认为,只有将文学置于文化的背景下,才可能真正看清文学的位置。当然也必须强调,这种研究一定不要忘了文学本位,落脚点一定是解决文学的问题,我们文学研究者,不应该是给其他学科“打工”的。与此同时,这类交叉研究也内在地要求我们拓宽文学研究的视野,不必画地为牢,自为畛域,应以更为宽阔的学术怀抱去探索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与新 方法

本套丛书收入了朱刚《唐宋“古文 运动 ”与士大夫文学》、李贵《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 诗歌 因革》、金甫暻《苏轼“和陶诗”考论——兼及韩国“和陶诗”》、陈湘琳《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 世界 》、成玮《制度、 思想 与文学的互动——北宋前期诗坛研究》、侯体健《刘克庄的文学世界——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》六种著作。朱刚、李贵、成玮的著作,是时段研究与专题研究的结合。他们的聚焦点都在唐宋之际,特别是朱刚和李贵的两部书,有着“唐宋变革论”的明显印记。朱刚从博士学位论文《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》开始,就密切关注唐宋“古文运动”,陆续撰作了十余篇相关论文,在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,获得了同道的好评。《唐宋“古文运动”与士大夫文学》一书即是他多年来钻研“古文运动”的集中展示,他标举“士大夫文学”,敏锐地抓住了唐宋“古文运动”与之前、之后文学“运动”的不同,强调科举制度产生的士大夫精英构成的唐宋 社会 与文学的特殊性。论著对传统“古文运动”之说有所反思,拓宽了“古文运动”的研究视野。所着重阐明的“古文运动”与新儒学、贤良进卷、苏辙与“古文运动”的关系等命题,均有独到的见解。

李贵《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》历时十余年的修订,较之其博士论文,有了很大的增改和深入。在他刚刚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,关于这个论题,学界相关论著还比较少,若干年过去了,“中唐—北宋”的诗歌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,这对学界来说是学术发展的必然,值得庆贺,对李贵来说恐怕却是无形的压力。不过这部书稿雄辩地证明,好学深思的他在广泛吸取海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,有力地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。《苏轼和陶诗考论》不仅在诗歌研究领域呼应了“唐宋变革论”,而且通过分析陶渊明、杜甫、韩愈、白居易、李商隐等对宋诗进程的影响,深化了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的关系研究,更细致而深刻地描述出唐宋诗之嬗变轨迹,突出了中唐到北宋文学的内在连续性和一致性。

成玮《制度、思想与文学的互动——北宋前期诗坛研究》与李贵的论题有些重合,但却表现出不一样的面貌。他在上编抓住诗学观念、文人分布和诗体发展三个重要因素,从制度、思想和文学的互动关系入手,清晰地描述出宋初三朝诗坛的具象图景。在下编则选取欧阳修作为描述框架,通过辨析欧阳修与时代之间的契合或疏离,展现出仁宗朝诗坛的历史现场。这对于深化北宋诗歌研究,特别是对于探源北宋诗文革新运动,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

金甫暻、陈湘琳、侯体健的著作则是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的结合,分别涉及苏轼、欧阳修和刘克庄三位宋代重要的文学家。虽然都是个案研究,他们的方法却完全不同,甚至可以说代表了个案研究的不同范式。金甫暻是韩 国学 者,他选取的切入点比较小,《苏轼“和陶诗”考论——兼及韩国“和陶诗”》一书就苏轼“和陶诗”的形式、内容、背景、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,获得了不少与前人同题研究不同的具体结论。其中对韩国“和陶诗”相关资料的辑录和论述,更给国内学界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资料,这对于认识东亚 汉字 圈的文化交流,有着特殊的意义。

陈湘琳《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世界》一书表现出 女性 学者特有的敏感和视角,注重“美感经验”的发掘,对面向内心的欧阳修的情感体验、地域记忆、空间书写、生命底色、文化风度等问题,进行了全面的解读。《苏轼和陶诗考论》大处着眼,小处着笔,运思精细,阐微发覆,以“细读”和“体察”的方法,从大量文献中摹画出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情有感的欧阳修,并将这种生命个体的内心世界与北宋文化整体的发展局势暗自勾连,跳出了原有研究窠臼,是近年来欧阳修研究的一大收获。

如果说陈湘琳的个案研究是“内省式”,侯体健的则可以说是“外烁式”。《刘克庄的文学世界——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》一书,吸收了当前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,关注到相邻学科的前沿与热点,从“晚宋文学生态”的大背景入手,展开对刘克庄周围世界与 环境 的多方面、多角度的探讨和研究,凸现出刘克庄文学世界构成中的时代的、 政治 的、社会的、文化的复杂因素或基础,这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,在刘克庄和晚宋文学研究中可谓独辟蹊径、另具手眼。《苏轼和陶诗考论》的研究框架和目录设置,也别出心裁,在同类著作中较为少见,是个案研究模式的新探索。

学术研究的推陈出新,无非在新材料、新方法、新视野与新观点。本套丛书除了朱刚的之外,其余五部都是以博士毕业论文为基础修订而成的,是他们的处女作,也是他们向学界交出的第一份答卷。这六部书稿 自然 不是十全十美之作,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。老师审读学生辈文稿,本应优点说全,以资鼓励,缺点讲透,俾便精进。这篇序文信笔写来,却多为褒饰之语,不免自夸之嫌。但我自信并非空洞赞扬,未违“修辞立其诚”的古训。希望读者能够看到他们所作的可贵的学术努力,在新材料的发掘、新方法的运用、新视野的拓展、新观点的提出诸方面,均已提供的不宜轻视、值得玩索的学术内涵。

我和六位作者都有师生之谊,都曾在不同时期的复旦园中共探学问之道,往事历历,犹如昨日。如今,我们或隔海相望,或同系共事,看到他们取得的成绩,我倍感欣慰。不过,治学如逆水行舟,不进则退,希望他们戒骄戒躁,持之以恒,假以时日,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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